来源：天勇谈经济

刊者按：笔者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写了一篇“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的论文，投一家刊物后以外审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二元经济体制国家意见为由退稿了。后转投《现代经济探讨》，他们思想解放，鼓励学术讨论，在2024年第9期发表出来了，非常感谢。笔者将其分小专题文在我的公众号转发，今天发出之五。

周天勇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瞬时转轨和结构性转型发展等不同类型国家，他们的体制是既定的，或者在瞬时转轨前后是既定的。所有的经济流动体变量，按照一定的经济数理关系组合的经济学模型，都假定体制不变。以这些方法计算这些类型国家的经济，许多模型在逻辑和方法上是科学的。

然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进行了长达46年的经济体制转轨，可能还要转轨15年左右，期间体制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影响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体制假定不变，不符合中国渐进改革体制不断变动的客观分析对象，用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未来，经济学逻辑上是不科学的。

笔者及主持的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可能从基础学理方面解决了中国体制渐进转轨经济不能科学计算的难题。

笔者在本专栏之一中已经叙述过，体制不能变量化，一直是困扰研究中国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难题。经济学家伍晓鹰就提出过，对于一个生产系统，体制无法作为变量进入。笔者认为，在渐进转轨的二元体制经济场景中，寻找出体制这一内生影响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的变量。用市场竞争经济中的有关标准值与计划行政和市场机制二元体制有关扭曲值进行比较，得出连续数量差值；以禁止交易和允许交易，设置绝对差分数量差值，I（ω）（0或1）。这解决了体制不能变量化的问题，可以将其作为内生并计量的因素置入有关函数进行计算经济系统的运行、产出和增长。

实际上市场竞争领域和体制扭曲领域中，如人口增长率、城市化率、农业就业比率、企业资产利润率、不同类型企业资产占总资产比率、土地房屋利用率、灵活就业占总就业比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率、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率、国有投资占总投资比率、民营企业占总投资比率等等标准值和扭曲值，有些可以在国内外统计部门和机构其他数据网站上获得，有些可以通过调查统计和抽样推断获得。可能使国内外学界没有考虑到的是，二元体制场景下，分析可以与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参数和状态等指标联系起来探讨，这使得学界无法使中国经济计算在基础学理方面获得进展。

连续性体制挡板变量影响的经济增长数理模型为：

这是一个经济流动体变量Res、体制比例参数变量差值（ypt-xpt）和体制状态变量差值（yst-xst）三者之间的关系。

（ypt-xpt）反映的是体制挡板占总流量的比例差值，即体制安排阻碍挡板的面积。比如中国2022年总就业劳动力为7.34亿，农业就业比率扭曲值ypt为24%，与中国人均GDP上下差5000，美元人口规模较大国家加权标准值xpt为10%，差值（ypt-xpt）为14%。因此，城乡二元户籍、土地、教育、医疗和居住等一系列阻碍人口迁移的体制，造成了1.03亿左右的劳动力仍然在低生产率的农业中就业。也就是体制形成当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领域流动的体制Lt挡板面积，为1.03亿人。

而（yst-xst）反映的是二元体制中市场竞争经济和行政计划干预不同领域效率的标准值和扭曲值状态。如202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为312万亿元，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yst为4.74%，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yst为1.2%，差值（yst-xst）为3.54%，低效率造成的利润，即GDP损失为11.05万亿元。

以上算式表达了体制安排，或者通过体制改革，设置或者缩小计划行政体制挡板，阻碍或者促进要素从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流动，发生要素生产率损失和提高的内生过程和结果。因此，算式（1）的数理逻辑，计算的是体制安排或者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或者提高投入要素生产效率，损失或者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

差分体制开关变量影响的经济增长数理模型为：

二元房屋和土地体制安排中，一部分居住和工商服务业房屋可以在一级或者二级市场上交易，另一部分不可以交易；一部分土地可以在行政垄断一级市场上交易，另一部分土地不可以在一级市场上交易；绝大部分土地不可以或者不能够在二级市场上交易。

于是在渐进转轨过程中，被禁止的房屋或者土地，如果体制安排发生变化允许交易，其无论是在竞争性市场，还是在行政垄断性市场上，一旦实现交易，这种原来没有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性房屋及土地，其有了价格，并发生了零到市场价格水平状态的大幅度溢值。这种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富，并不是当期生产出来的，而是价格溢值和房屋土地货币化形成，发生在支出和收入领域。

算式（1）中，It（ω）表达的是，体制禁止市场交易，还是开放市场交易；Res表达的是潜在能够交易的土地和房屋面积。实际上，如2000年前没有资产化改革的城镇住宅一样，当住宅货币化改革后也不是大家都集中到市场上将其交易，有一个千分之或百分之几Rt的交易量，而价格Pt状态则是当交易时市场竞争性或者市场垄断性的价格水平。因此，这里并没有参数变量和状态变量的标准值与扭曲值。总体状态，就是允许，或者禁止。

算式（2）实际计算的，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上，一种要素投入生产以外只有中国这样的二元经济体制渐进转轨国家特有的余值——资产溢值全要素生产率。

当然，（1）和（2）式也会表达这样的体制变动，如果二元体制参数变量扭曲值向扩大的方向变化，与市场竞争标准值参数变量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二元体制开关变量处于关闭状态，那么，体制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动能就会下降，甚至要素向低生产率领域流动，还有国民经济无法得到资产溢值潜能的流入，经济就会陷入低速增长或者负增长。

一个国家教育、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产业技术升级，也会带来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及其团队还没有找到，或者可能也找不到将体制变量内生化来进行解释的数理逻辑方法。从历史数据相关回归分析的结果看，当总的体制改革力度大，包括教育、研发和产业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大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也大；而当总的体制改革力量边际递减，甚至局部或者一些部门体制复归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也下降，甚至为负。

目前，流动体变量按照一定数理关系组合的一些经济学模型，使用其对中国经济计算时，可能都要进行上述参数值、标准值和绝对1或0差分等变量嵌入的改造。否则，因其理论上的假定体制不变与中国实际上体制渐进变动间的逻辑错误，在中国经济分析过程、结果和政策建议方面可能都会有较大的误差。

也希望学界就上述初步的研究展开讨论甚至辩论，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者完善的建议，我们共同来推进中国经济科学和国家体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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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钰涵